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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章苏橘的回忆日记。
四年前,我还叫苏橘,十三岁,住在福利院,我不是孤儿,父母健在,但早在我七岁时就离异了。爸爸说不要我的抚养权,他照顾不了也养不起我,妈妈也不想管我,可大概还是不忍心丢下我,所以我一直跟着妈妈生活在沛安市,与汉德相邻。她们离婚后一年个我就多了一位继父,他叫李鸿文,是位受人赞颂的外科医生。妈妈工作越来越忙,去外地出差经常几个月不回来,她不在乎我吃饱穿暖,将我当做上一段婚姻的失败品,是多余却不得不管的累赘,在那个家里,亲妈对我不好,继父却对我格外关心。像平时一样,妈妈要去外地出差一个月,留我跟继父在家,那一年我九岁了。
那天是周五,放学回家李鸿文走进我的卧室,坐在我书桌旁边的椅子上,说要辅导我做作业。我记得那是一本厚厚的数学练习册,题很难,每个数字单独看我都懂,组成一道题我就怎么都算不出来了。他离我越来越近,手掌热的像块儿烙铁,触碰在我背上的皮肤上,那时的我很害怕,对性的意识只是懵懂的,没有人教过我,老师,妈妈,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女孩子不能让男性或女性随便触摸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碰了你,要拒绝,要报警,要保护自己,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所以,那时的我知道逃避却不知道拒绝。
那天继父比平时更和蔼,拉过我说,也让我摸摸他,说这是长辈和孩子间亲昵的表现,那次我逃开了,我说,可我还从没跟妈妈这样过。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始,试探的开始,之后的半年,每次妈妈不在家,他都会这样走进来,要我跟他这样亲昵的互动,抱我坐在他身上,那两双烙铁触碰过我的全身,然后他向椅子上一靠,沉重的叹息后满是餍足的离开。
每次桌上放着的都是数学卷子,那一排排数字竟成了我的梦魇。
我真的害怕了,我告诉了最好的朋友,她比我大一岁,两个女孩子,一个十岁,一个九岁,竟然都没接受过性教育,她悄悄告诉我,那种行为是性侵,那时候的我们都涨红了脸,我吓得要死,回家就哭着告诉了妈妈,那是我第一次看她为了我而紧张,拉着我检查着。继父在旁边显得十分惊愕,一遍遍的解释着他没有,说我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这样侮辱他。妈妈回手打了继父一个耳光,拉着我去医院。那时我居然觉得因为我,继父被打,我觉得愧疚。
妈妈带我去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出来,***完好,各器官完好,是最正常最健康的身体。我不解那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一路阴沉着脸色,回到家,我听她对继父道歉,说误会他了。继父声音很温和的安慰她,说孩子还小,大概是他平时哪里做的不够好,让我觉得讨厌,或者我是想亲生父亲了。这句话说完,妈妈立刻打断了他,说不要再提他。一脸不耐与烦闷的走到客厅,看着我,抄起茶几上的书砸来,沿着我的膝盖掉到地上,对我大吼着如果再撒这样的谎,就滚去找我亲爸。继父拦着她,不断的说孩子还小,那一刻我好像瞬间长大了,想着,也许妈妈是怀疑的,可她还是站在了李鸿文的对面,她不相信我,至少这样的检查结果面前,她不会再相信我。所以觉得面前的人,虚假而恐怖。
第二天我拿出储蓄罐、床头柜中所有的零用钱都塞进了书包,放学前的一节课,我跑出了学校。跑出校门是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去哪,我家离海很近,所以我想起窗外能看到的那些船,我从来没走进些看过它们,我拿出了几个硬币,叫出租车去了港湾。那是个冬天,天黑的早,我随便溜上了一艘货轮,我知道只要乘着船离开这儿,她们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等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到了汉德市,我不知道这是哪,但我知道我能去哪。那时候我是伤心难过的,我有家,家却破碎了,我有父母,却要去福利院。我宁愿在福利院长大,也不想再踏足沛安市一步。我又拿着硬币站在马路上叫出租车,站在福利院的围墙外,我看着一棵棵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大概要三个我才能抱的住,我能听见围墙内小孩子的打闹声,但我不敢进去,我怕他们把我送回去。就在进与不进的犹豫中,我坐在墙角睡着了,但没过一会儿就被人捉弄醒,几个比我小、比我大的男孩女孩围在我周围,用墙边的狗尾巴草搔着我的鼻子,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最后我还是住进了福利院,开始的那两个月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他们问我家在哪,我叫什么,我父母叫什么,我又没有父母,我在哪里上学,我都没有说,书包里没有一本书,只剩一个笔袋,所以他们一无所获。然后我成了福利院的一员,再也看不到妈妈,可九岁的我竟然不觉得那是多伤心的事,我知道等我长大以后我们还可以见面,可如果我现在回去,或许我活不到长大。因为方点告诉我,她在电脑上看,好多像李鸿文那样的人都是变态,是杀人犯,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不会用电脑,所以没有查,只听她描述那些受害者的惨状,就颤栗不已。又或许是我本就对所谓的父母没有感情,是她们生了我,我当然也遗传了她们冷血的性格,总之,福利院的生活中又小伙伴和老师阿姨,那段日子我很开心。
我在福利院住了四年,当我开始说话时,我对他们说我叫苏橘,苏是父亲的姓氏,我户口本上的名字跟妈妈姓,叫潘橘,所以她们当然没找到我的相关资料。生物课上的知识隐晦的一带而过,还是比我们大的姐姐教我们要懂得自我保护,那时我才知道,我曾经遭受的是猥亵。
本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这样安定的度过,但我们换了副院长,是个像李鸿文一样道貌岸然的家伙,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十六岁的姐姐哭着从副院长办公室跑了出来,我喊了她一声,她没停住,副院长却走了出来,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问他姐姐为什么哭,也许是这一句话,才造成了之后的事。
现在我写下来这一切,像是在写别人的故事,只有我自己知道笔尖是在抖动的。那天副院长叫我来,说有一个颁奖活动,我是福利院里学习成绩最好的,这个参加的名额就给我了。我很开心,喜滋滋的上车去领奖。那时候我十二岁,老师的一句赞扬都会开心很久,得奖这样的荣誉当然更开心。
我以为车子停在了酒店前,后来长大才知道那地方叫夜总会。我问他来酒店干什么,副院长说,因为领导在这里等着。我看着这里奇怪的装潢,没由来的一阵心慌,说这个奖我不想要了,转身想跑出去,却被副院长拉住,而前面几米处的门也开了。
走出来的人很瘦,比副院长更像个好人,远远的就喊道:“小林!对孩子怎么能这么粗鲁呢!”然后走过来揉了揉我的头顶,问我:“林叔叔平时也这么凶是不是?没事,叔叔先带你去看奖状是什么样的。”听到奖状我很开心,而且眼前这个看似和善正直的人让我很信任,所以我毫无戒心的跟着他走了。
副院长在身后一言不发,笑的很讨好,点头躬身的对我旁边的人笑。
那次,我知道了原来噩运也是有蝴蝶效应的。
那个房间很漂亮,金色的墙纸,真皮沙发,华丽的装潢。在这样一个漂亮的房间里,我穿着漂亮的公主裙,然后被强暴了。这一次,是在姐姐们很多次的告诫中,我将自己亲手陷入了危险中,是我造成了自己的厄运,是我自己害了自己。因为不配合的反抗,我走出房间时是鼻青脸肿的,身上的伤痕只是表面,每走一步路,我的骨头和身体都在疼痛,我像是被人拆开又重新组装的玩具。副院长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拉着我,警告我如果敢说出去,就杀了我,我知道他是在吓唬我。所以抓着他的手臂恶狠狠的咬了一口,不知道是我嘴里的血,还是他手臂的血,总之血腥味更重了,我说一定会报警,把他们都抓进去的。副院长说,那房间里发生的所有事,都会被放到人们面前,老师同学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一切。他叫了出租车送我回福利院,我在中途下车,走到我来这座城市的港口。
为什么同样是小孩子,他们就能被父母陪着,去游乐园、去书店、去买新衣服,她们都是父母的宝贝,而我却要不断经历这些肮脏的事。那时我羡慕也嫉妒那些美满的家庭,之前有一天同桌惊讶的对我说,原来真的有福利院和孤儿啊,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我知道她没有恶意,就只是笑了笑。她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而我的周围都是妖魔鬼怪。那天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性格差异这么大的原因,是家庭的不同啊。
我站在港口,看着那一艘艘靠岸的轮船。我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逃走,没有来到福利院,那我现在是在干嘛?想起副院长威胁的那些话,只想了一下,再也不敢回忆下去,那天风很大,是风在推着我走,也是我恍惚着在走,我甚至不知道自杀的概念,只是想走进那片大海,让自己彻底消失,不是消失在哪座城市,让哪些人找不到,是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再让苏橘这个人存在,她不想再经历更坏的事了。
那是冬天啊,海水冷的刺骨,越冷我越想赶紧失去感觉,向海中央跑的速度越快,嘶吼的哭声在海上显得那么渺小,没人听得见,我哭的多难听都不要紧,我仿佛听见身后有人在喊我,但水已经渐渐漫过了我的头顶,哭声也淹没在海水中,在冰冷刺骨的海水灌入我口鼻的一刻,那寒冷与窒息的感觉让我彻底失去了意识。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最后我醒了过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床头一个黑发夹杂着白发的阿姨正打着哈欠,见我睁开眼睛,半张着的嘴高兴的笑了起来,哈欠大概也忘了打,拍着我的被子说:“终于醒了!别动啊,我去叫大夫!”
我听她在门口不知道跟谁说:“快进去吧,那孩子醒了!”然后又是一阵匆匆的脚步声。
那人进来之前敲了敲门,我怔愣的看着门,还是旁边病床的姐姐说了声‘进来。’
他进来的时候,旁边的姐姐又激动的喊道:“居老师!”
这是我们见的第一面,他穿着利落的黑色外套,里面白色的高领毛衣堆在脖颈上,银色的圆方形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透着年轻学者的风度。
“晓棠?”他大步走了过去:“怎么病了?”
“最近流感太严重,我也感冒了,吃了快一个月的药还没好,只能来医院挂吊瓶了。”那个姐姐有些无奈。
“好好休息。”
外面走进来一个阿姨,大概是那个姐姐的妈妈,对‘居老师’说:“居老师,自从你假期给我们晓棠补课之后,她英语成绩就考了班级前十!真是谢谢你啊!”
“吴姨,您不用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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