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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两面铜镜所拥有的特点,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出现过,别的时代都没有类似的东西。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细腻精美的楼空花纹铜镜。这种铜镜是采用分铸的方法,把镜面和镜背纹饰分别铸造,再夹合在一起。这种复合铜镜,战国以后就基本绝迹了。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对宫内收藏的古镜正面多进行了处理,以达到重新鉴容的效果。其中一部分古镜面就采用了复合的方法,重新铸一镜面,研磨好后,再粘附在古镜正面。当然这种复合镜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合镜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也就是说,这两面铜镜,竟然都是一种消弭在历史之中的铜镜,属于稀世罕见的东西。
青铜镜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工艺品,由青铜所制的器物。据史料记载,自商周时代起,古人就用青铜磨光做镜子,光亮可照人,背面雕有精美纹饰。到战国时已很流行,汉、唐时更加精美。
中国古代铜镜的大小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绹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中型铜镜尺寸在1o厘米~39.4厘米,它们多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
晋朝画家顾恺之在著名的《女史箴图》中,对使用铜镜有着细致的描绘:画左边坐着一个男子,对着一座镜台,后面一位妇人拿着梳子替他梳头。右边还有一个男子,正在微仰着头,对着另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其面目。画中镜台为落地式,支杆插入镜钮中,镜台中部尚有托盘。人物身旁放置有镜奁等物。
张天元手中这两面铜镜虽然小是小了一点,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更重要的是,它们竟然属于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已经绝迹的特殊的铜镜,光是这一点,价值立马就攀升上来了。
再加上铜镜这种东西,在古代是既是实用的东西,又是艺术品。
到了现代,也绝对是艺术结晶了。
铜镜上的纹饰雕刻手法多种多样,无论是线雕、平雕、浮雕、圆雕、透空雕,都显得非常细腻生动。
纹饰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从几何纹饰到禽鸟花卉,从神话传说到写实图案,天上.人间,人神杂陈,动物植物,交织并列,构思巧妙,包罗万象。
早年绍.兴出土、现藏上浦博物馆的汉代“伍子胥画像镜”,就是一件绝好的作品,镜背四乳分成四区环绕配置图案。第一组有铸铭“越王”、“范蠡”,二人席地而坐,相对交谈,表现范蠢在出谋划策,让越王勾践使美人计;第二组为着长裙的二女,有铸铭“玉女二人”,表现越王以玉女二人贿赂吴太宰伯嚭(音pi);第三组铸铭“吴王”,吴王坐在幔帐中,左手微举,表现吴王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决定将伍子胥赐死;第四组一人须眉怒竖,瞪目咬牙,手持长剑置于颈下,铸铭“忠臣伍子胥”,表现伍子胥被逼自刎。
整个图纹采用浮雕手法,形态生动,惟妙惟肖,概括性极强。
早在商代,工匠们为了增强青铜器的装饰效果,就已经掌握了嵌赤铜工艺。春秋战国时期,金属细加工中的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等技术更为精湛,用红铜、金、银的丝或片以及松石,嵌入器物内,镶嵌成不同的纹饰和图案。现已出土了许多这样的铜镜。
锦川省涪陵出土的“嵌松石透纹方镜”,镜背为四夔形,葬身有鳞纹及细致的短线条,夔纹之间填人绿松石。洛州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错虺龙纹镜”,在钮座与边缘之间有六个虺龙缠绕,龙体有“金银错”花纹。边缘为一交叉涡纹带。嵌入的金银丝细如毛,工艺极为精密,可谓巧夺天工。
它既是优美的工艺佳作,又用艺术纹饰表达了祈福的含义。
总之,古代铸镜工匠,在长期的生产中,不断积累铸造铜镜的经验,使技艺达到了娴熟的水平。他们用智慧和创造才能,创造出的许许多多精美绝伦的铜镜,使今天的人们在欣赏和研究这些精湛的艺术品时,不能不为古代的灿烂铜镜文化而赞叹。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收藏青铜镜,张天元的兴趣可是十分浓厚的。
此时的张天元,手上戴着一双白色的防尘手套,轻轻抚摸着青铜镜,地气自手中慢慢渗出,在青铜镜内游走,而与此同时,鉴字诀也开启了,虽然之前已经通过自己的知识判断出了这两面铜镜的年代以及真伪,但鉴字诀还是要用来确认一下的,毕竟这年头造假者的技术太好,张天元也怕自己看走眼了。
片刻之后,他已经确认了则两面铜镜绝对是真品无疑了,而且通过鉴字诀,他也现在那些铜锈之下精美的镂空雕刻突然,放到今日,怕是都无法做出如此精美的东西。
如今这东西尽管实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可是艺术价值却比过去更加让人重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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