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宋辽之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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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来了：从以上史实来看，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大多处于守势，在防御战中，宋朝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但也有积极进攻的情况发生，如太宗、徽宗攻打燕云之地，仁宗、神宗对西夏的战略进攻，以及南宋对金发动数次北伐战争，不过，这些主动进攻战，宋朝都遭遇了溃败。在进攻战中，宋朝为何败多胜少？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原因，如军政腐败、以文制武、将从中御、军法废弛等，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还要从宋朝立国的形势加以探讨。南宋学者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中，对宋朝的现状有着深刻的分析：“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吕中认为，宋朝国势不如汉唐，是因为失去了燕云之地，失去了长城天险，无法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都城不能设置在河北；丢了西部，关中不能设都城，也只能把都城放在无险可守的汴梁，这必然会耗费了太多的军力用于防御敌人，无法彻底放开手脚与敌人争锋。再加上宋朝所处的时代，刚好是北方游牧民族兴盛之时。宋朝要想在军事上与游牧民族一较长短，必须要有足够的骑兵，以机动对机动，再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力为基础，最终击败对手，汉朝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由于缺少养马场，宋朝根本无法组建起一支战力强大的骑兵部队，而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之地，又多是在北方平原，这使得宋朝步兵根本无法抵御骑兵的冲击。

宋朝虽然发明了火器，但当时仍然是以冷兵器为主，骑兵以其行程远、机动性强，适宜平原冲锋等优势，充当着突击力量，迅速碾压步兵。正所谓，“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由此可见，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进攻并非宋朝之所长，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鉴于此，宋朝在国防建设中，则是奉行以防御为主的思想。

为何宋军防御战思想是正确的？以防御思想为主的宋军去进行进攻战，与拥有强大骑兵擅于进攻战的对手交手，宋军遭遇惨败的次数居多。虽然宋军号称百万之众，但都是分散在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军。反倒是游牧民族充分利用其骑兵机动性，往往可以迅速集中优势兵力来围歼宋军。虽然在进攻战中，宋朝多处于劣势，但在防御战中，面对辽、夏、金、蒙（元），则是胜多败少。北宋为防止辽和西夏的入侵，国防建设十分艰巨，“国曰军国，州曰州军”，以兵立国是其基本国策。同时，宋朝让人诟病的“将从中御”军事制度，这种制度在进攻战中，简直就是军事灾难。但是，如果以防御的角度来看，结果会是另外一种状态，《武经总要》所载常阵制、平戎完全阵法以及宋神宗九军阵法，基本都是在吸纳前代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成为步兵抵御骑兵的法宝，一般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为抵御游牧骑兵的突袭，宋朝多采用筑城防御的战术，进而发展到利用山川河流等地形，结合完备的城池防御措施，以步兵的积极防御来抵抗骑兵的猛烈进攻，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如宋仁宗时期，宋朝总是用大兵团来剿灭西夏，但屡战屡败；到了宋哲宗时期，宋朝改变大兵团进剿的策略，而改为防御反击战术。在宋夏边界的西夏一侧沿河流、山崖和平原之地修筑军事堡垒和城池，把战场由本土转向西夏一边，变被动挨打为积极防御，从此，宋朝成功解除了西夏对宋的威胁。甚至在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宋朝这种积极的防御策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蒙战争初期，宋军在守城方面，就创造了以“串楼”来对付蒙古军的火炮，以山寨城堡对付蒙古骑兵的战术，取得了战争前一阶段的胜利，如安丰大捷、钓鱼城保卫战等。

这说明，宋军在防御战为主思想的指导下，在对外战争中，只要不违背这一点，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战绩，这一点可以从南宋抵御蒙古近半个世纪的进攻得到佐证。

宋朝自太祖立国开始，相比于汉唐，缺乏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如果说，失去燕云十六州，还情有可原。但是，西部广大地区在西夏崛起之前，党项、吐蕃等族分散而居，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无法直接威胁宋朝。河湟、河西、河套、银川平原乃至鄂尔多斯平原，都有广阔的草原牧场，宋朝如果用心经营，完全可以组建与契丹人相抗衡的骑兵部队，当年唐朝就是这样干的，“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足。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但是，宋朝对西部采取的是放弃政策，失去了一座天然牧马场。

最终，失去战马的宋军，也只能依靠防守反击的战术思想来取得胜利，当然，如果宋军始终遵守这种战术内涵，不主动进攻，还是可以做到十战九胜的。

但是，宋朝掌握实权君臣当政者大多不靠谱。以宋徽宗赵佶时期为例，赵佶本身就“不可君天下”（章惇语）。《宋史》评价说：“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着以为戒。”啥意思？就是说赵佶本身没有当皇上的基本素质。他“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所以，不要说打败仗，这就是亡国之主。

明人《良斋杂说》记载：“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评点知识分子型皇帝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的许多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这就是一国之君的重要性。

仍以宋徽宗赵佶时期为例，赵佶不理朝政，“四奸”把持朝政。一国之君“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谁会成为将帅？谁为你真正打仗？即使有如梁山英雄舍生忘死卖命，还不受重用，还被排挤打压陷害，这样的宋朝，不打败仗，不经历“靖康之耻”，天理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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