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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冷酷的视角来看,何锐手下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技校生。他们都在通过一场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凡是能够通过这个考验的人,都将在人生与人性上得到一次突破。而这些突破的人,就是未来解放事业中的中流砥柱。
何锐没有考虑那些无法通过考验的人,因为7年来建立的制度中本就有对付无法通过考验的方案与条例。至于那些暴露出其人性中恶劣方面的家伙,更有包括司法与军事法庭在内的各种暴力机构对付。
想到这里,何锐大大伸了个懒腰。决定去睡一会儿。
此时的窗外正是下午一点的明媚阳光。如果是在21世纪,何锐其实很喜欢在这个时候小憩一阵,这种时候,睡觉格外的舒服。尤其是在9月初,天气暖暖的,却已经不再是酷暑。
秋分要到了。收获的季节开始了。
西园寺公爵此时刚在植物园的餐饮处吃了顿‘野餐’。秋天的浆果制成的甜品,已经开始贴秋膘的动物类食物做成的锅包肉,都让公爵觉得很美味。
在这个植物园里的野餐,让西园寺公爵有种欧洲野餐的感觉。此时公爵阁下已经不敢小看旅游局派来的小姑娘。人家虽然是女孩,却懂得英语、俄语、日语三门外语。
不过西园寺也没有特别惊讶,日本的贵族女子学校里面也非常注意外语教育,不少女子中学本就是去外国留学的预科学校。
“张小姐,你有没有考虑去留学?”西园寺公爵问道。
旅游局的张导游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她爽快的答道:“阁下,我很想去。不过看现在的情况,我只怕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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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我家没钱。”张同志爽快的答道。
西园寺公爵不仅没有因为这个回答而小看了张同志,反倒觉得张同志家只怕非富即贵呢。去欧美留学,便是在日本华族家庭,也是一笔极大的费用。日本的穷人想获得留学资格,要么考上陆军大学或者海军学校,作为优秀成员,公费出去留学。或者考上那几所帝国大学,成为公务员,公费出去留学。
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极少数的精英分子们才能获得的待遇。如果靠自己出钱去留学,就得家里面财力丰厚。
张同志坦率承认自己家里没钱,所以没办法去留学。是日本有钱阶层才能如此坦率说出的话。西园寺就和张同志聊起了她的家庭。
“我家原本在四平,我父亲是个拉货的。只是他会点拳脚,做事仗义,愿意为穷苦的街坊出面。何主席到了四平之后,招收公务人员。那时候何主席初来乍到,靠的是乡亲们的推荐。我父亲就先到税务局当了临时税务员,之后他又分配到了警察局工作……”
西园寺公爵听着张同志讲述着她家的历史,这是一个完全依靠文明党而起家的草莽经历。其中张同志的父亲也曾经因为东北政府大量的教育要求而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不过张同志的父亲顶住了压力,白天工作,晚上上学,完成了需要的中学学历。
在这个过程中,张同志很自然的跟着读书的父亲一起读书。在她看来,父亲在家里都要捧着书本看,那么看书一定是有着必须读的价值。就这样,父女两人就捧着书本看。当张同志淘气的时候,她父亲就会呵斥她,有时候还会作势要揍她。却从来没有真的打过。
西园寺公爵并没有因此而小看张同志。这过程让西园寺公爵想起,他也曾经大力推动教育,希望所有的日本有志之士成为掌握先进知识的栋梁之材。
何锐在东北推动的社会建设,某种意义上与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别无二致。有了受过教育的人才,自然能够支撑起有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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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志的家庭无疑是这样的代表之一。这个家庭又出身草莽,父亲懂点拳脚,更是日本草莽崛起的代表人物。
明治三年(1870年)4月,西园寺公望在长崎就学,学习法语。明治四年(1871年)1月,从横滨出发,赴法国留学。
西园寺公望抵达巴黎后,正赶上普法战争时期,巴黎城在普鲁士军队监督之下。明治四年(1871年)3月18日,法国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推翻。西园寺公望目睹现状,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使他感到,虽然巴黎公社与明治维新有不少差异之处,但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巴黎公社成立的基础群众——“第四阶级”,与维新时期长洲人所组织之“奇兵队”有相似之处。
在法国“,第四阶级”能够建立政府,而日本却建立了商人阶级和后来转变为资本家或政治家的“下级武士”统治的国家。西园寺公望对法国的现实,结合刚参加过的明治维新运动实际对照分析,使他感受到群众力量的威力。这成为了西园寺公望自由民权思想的来源之一
何锐在东北的建设,在西园寺看来,更是用民权的社会制度完全替代了之前中国的所有旧制度。虽然东北人民并没有理解到他们到底得到了何种程度的解放,可东北人民无疑被解放了。
看了看在旁边,只敢小心的就一些问题进行采访,内心深处的欢喜与好奇其实无法隐藏的《朝日新闻》女记者森田光子。西园寺更感觉到东北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差距。
在日本,哪怕是上层的女性,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帮助,也不过是走到了一个女记者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大概也就是森田光子的极限了。也很可能是日本上层社会女性们的极限。
倒不是说有些女性没办法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那种发挥,只是针对门阀与贵族,在上流社会的权力圈子里,为某个家族或者某个小团体发挥作用而已。
如面前的张小姐一样,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一名劳动者,在良好的社会制度下,为整个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在日本,这样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这就是制度的差距。并非一个人能够改变,甚至不是一批人就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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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铁路上,现在也没有女性正式员工的安排。在东北,女性们已经拥有了制度赋予的工作权力。就西园寺公望所知,除了军队与少量机关之外,女性们工作比例被硬性规定为最少5。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在沈阳城,在东北,是政治正确。
即便是军队与消防之类的机关,其不招收女性的理由与想法无关。完全是出于生理考虑。便是如此,军队的军医院以及通讯、会计等文职部门,也要招收女性。
在文明党、在各级议会、在政府部门,都有女性的身影。不是出于政策怜悯,而是靠工作,靠考试,靠能力。
在报告中,东北有句怪话,‘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西园寺觉得以自己所看到的局面,东北没有这么苛刻。相较于日本,相较于西园寺期待的未来的日本,现在的日本女性甚至没有获得被当男人用的合法渠道。
这让西园寺回想起自己与永田铁山中佐的交谈。这位备受好评的年轻军官向西园寺列出了他统计出来的数据总结。
在东北,适龄劳动人口中,男性参与劳动的比例达到了90。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也达到了76。
至于社会化劳动,也就是工业生产,男性参与率到了38,女性参与率也有27。
西园寺还记得,永田铁山神色严肃的说道:“阁下,中国东北的人口数量有接近四千万。比大日本帝国要少,但是只是考虑社会化劳动的参与人数,东北的社会化劳动参与人数超过了日本。何君只要获得北中国,在1925年就有足够的实力对大日本帝国发动进攻,以获得主导东北亚局势的实力。这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说,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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