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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厅厅长站在南方局书记李润石的办公室前,一时有些迟疑。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广东教育厅厅长夏明翰,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夏明翰神色严肃,根本不去看工业厅厅长,径直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工业厅长无奈的跟在后面。果然如工业厅长所料,李润石把广东地区义务教育的报告放到了厅长面前。报告中显示,珠三角地区的工厂因为全力开工,不仅大大取消了成人教育的时间,还放宽了工人的年龄。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由于中国市场需求不足,国家花了大力气搞教育,又缩短了工作时间,导致教育成果斐然。随着解放东南亚,市场需求暴增,劳动力开始匮乏。工业部门就把时间调整回去。
工业厅长倒也不至于心甘情愿的“认罪”,大概浏览了文件后说道:“工业厅已经派人严查使用童工,以及拖欠工资的情况。李书记,虽然工业生产领域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李润石知道珠三角与长三角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做事相当“讲原则”,以gdp与就业数据为考核标准。虽然这些年国内的确在这两个领域抓得很紧,但是能彻底贯彻这两个标准的还得看这两大地区的官员。
夏明翰神色严肃,看向李润石。看到李润石并没有丝毫退缩的神色,便决定先不说话。果然,李润石答道:“教育是国家的长期政策,现阶段并不存在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局面,我们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只会越来越好。但是教育分阶段,如果某个阶段的教育没有完成,以后想弥补,成本太高。有必要为了这么一点需求而影响长期教育计划?”
听了这话,夏明翰微微点头。他的看法与李润石相同,教育牵扯国家百年大计。何锐从1924年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就确定了要花30年时间将中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提升到人人都得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程度。花了17年的时间,中国眼看着就要完成适龄青少年都具备初中学历的工作。夏明翰决不接受因为工业繁荣而影响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法的全称是《强制义务教育法》,所谓强制,就是不愿意读完初中也必须得读完。更别说因为经济需求而允许没读完初中的学生就到工厂去工作。
至于成年人教育的价值在过去十几年中被凸显出来,原本在读书期间表现得并不出色的成年人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后,学习已经开始进入有的放矢的阶段。如果他们没能接受足够的教育,会大大影响他们的进步。
工业厅长当然知道经济部门的决定的确与教育政策起了冲突,但是工业厅长也没有真的害怕。过去三年中,广东经济并不好。现在中国解放了东南亚地区的上亿人口,广东经济获得了前所未见的发展机会,面对李润石的看法,工业厅长答道:“李书记,我们已经将经济发展计划提交给了国务院,并且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李润石听到这话,也没有继续施压。送走了工业厅长,李润石对夏明翰说道:“夏厅长,只能让教育厅强化教育。我准备回京城一趟。”
夏明翰心中大喜,“李主席,如果能见到何主席,请一定要向他讲述现在的选择。我认为现在的任何倒退,都会让人民形成错误的理解。”
看着夏明翰的神色,李润石点点头,“请放心,这本就是主席的态度。人民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工业化生活的基础之上。完成义务教育,接受更完备的教育,本就是工业化生活的一部分。工业化的发展本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工业化生活方式要为工业发展让路。”
夏明翰再没有其他要说,只是起身答道:“我先回去工作了。”
看着夏明翰的背影,李润石有种吾道不孤的欣慰。这个道理,何锐很清楚。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很清楚。但是社会进步必然要面对取舍,很多同志在这个取舍中选择不顾一切先把经济数据搞起来。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些同志谈不上是坏人,而且其行动也的确有其合理性。所以这种路线分歧就让李润石对不少同志有些失望,他是很希望这些同志能够真正明白,对于国家来说,人民的个人进步才是最坚实的基础。且不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全人类的解放,哪怕是早期的儒家也坚定认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言必希腊的那些人好歹也该读过外国的观点,“一个伟大国家必然基于伟大的国民。”
现在国家不少领导干部已经变成了单纯的经济数据派,虽然这些同志的确是十分辛苦,甚至是功勋卓著。但李润石在国家大方向上坚决不支持这些同志的思路。
很快,专机已经定下,李润石乘上飞机就直奔京城。在京城机场一下飞机,就见机场里车水马龙,迎来送往的人极多。不少穿着军装的军人们正在等候上飞机,人民虽然不敢越过警戒线接近军人,却都向军人投以亲切的目光。
李润石甚至听到有小孩子对父母说道:“爸爸,妈妈,我以后也要当军人!”
母亲神色中有些紧张,父亲则叹息道:“等你先长大了。”
李润石完全能理解这些父母的心情,自从何锐建立起现代中国军队,将军人定义为“人民子弟兵”后,中国军人就与荣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而且几十年间,中国军人的确贯彻了这些理念。以至于中国人民普遍认为,作为亲人的国防军天生就该拥有高于社会的道德水平。
能够乘坐飞机的这些人同样很尊重军人,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面对危险。李润石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是义务兵役制,所有青年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只是中国军队数量有限,在战争期间也只有优秀青年才能从军。等到战争结束了,中国军队规模再次回到百万左右,从军的门槛会非常高。
出了机场,驶过高速公路,就见道路两边的工业区边,巨大的发电站喷吐着白雾。随着中国工业发展,以前竖着高高烟囱,冒烟吐火的老式发电站已经被巨大的带一定倾角的圆柱发电站替代。这些发电站的顶部不再是浓浓的黑烟,而是白色烟雾,散发的硫化物气味也大大降低。
加上城市建成的上下水系统,以及污水处理系统,城市生活品质高速提升。已经全面胜过乡下的生活条件。
李润石作为核心成员,知道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全民社保。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国无法赢得解放世界的战争,中国肯定拿不出钱来建设这个体系。想到这个问题,李润石又生出对何锐内心复杂程度的感慨。
对中国旧时代的上层来说,何锐是施政十分苛刻的雄主。对于中国产业阶层,何锐是令他们痛恨又期待的国家领导者。对于中国人民,何锐则是让他们欢喜又难受的劳动人民的一员,以及中国先锋队的领路人。
这并非是何锐刻意营造出的形象,在李润石看来,何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傲慢。何锐的傲慢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何锐坚信自己掌握了现阶段最正确的生活方式。李润石好几次与何锐交过心,他发现何锐从不相信有救世主,也不信神仙皇帝。想获得人类的解放,只能靠人民自己。
所以不管是称颂或者反对的意见,都影响不到何锐的政策决定。何锐靠着他掌握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殚精竭智的将中国乃至于世界变成何锐期待的模样。
由于何锐是要将世界推进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其实理解不了何锐,哪怕是何锐最热爱的人民也理解不了何锐的理想。
面对人民的时候,何锐的看法极端务实。人民有没有接受教育,人民在青年时代完成教育后有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在工作后有没有继续接受成人教育。再加上医保与社保,以及让人民有更深刻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机会。
在何锐看来,人民必须接受过“国家是处于优势阶级的统治工具”,“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决不能阶级固化”在内的政治经济教育。之后,人民就要通过劳动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国家要提供的是托底的保障,而不是满足情绪的福利。
如此超级务实的态度,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在还算可以,因为付出的确得到了回报。但是李润石认为这种态度过于务实,理想性不足,没办法给人民指出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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