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35、随份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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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

掏到心都凉了，结婚随份子这钱是越涨越高，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种随份子已经由原来的一种表示一种心意现在都变成了一种金钱负担。本来结婚是好事，那大家都觉的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但如果说一个月要是碰上，三次到四次的话，真的觉得受不了。

中立者

掏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上次一个普通同学结婚，我想用200块随礼，可妈妈说要么不送，送200还好意思？，最后我没有去参加婚礼，想想也是的，对于好朋友结婚那是要多送点了，偶准备明年贵点的东西给我好友。朋友间结婚本来就是互送一种祝福，那这钱咱就不能少出点吗？

份子钱

心态：送者需费脑筋，收者需还人情

随份子本应你来我往，互不相欠，以达到增进感情的目的。可现在，增进双方感情的功能大大淡化，当然会出现心理上的不平衡。

[分析]攀比心理在作怪

多少年来，政府不断提倡婚丧事简办，禁止奢靡之风，现实却是，婚典越办越大，“份子钱”越随越多，早已失去了其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原汁原味”。

[对策]集体凑份子

既然“随份子”已经成了一个让收者和送者都十分尴尬的事情，那么集体凑份子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形式噢！

专家看法：如今的“份子钱”变了味儿

变味的“份子钱”早就让大家颇有微词，但人们又身不由己地被其牵着鼻子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些读者还真有高招，比如以上提到的几种。但记者总是感觉，这些办法看似有道理，也许还真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实属无奈之举。简办，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只是，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不计小利，不拘小礼，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让中国人头疼的“份子钱”竟始于朱元璋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中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性与连贯性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乡村生活中长大的朱元璋的乌托邦梦想尤其执着。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的生活状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宋朝诗人范成大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如果风调雨顺，乡村生活充满平静和安详。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灾人祸，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民们往往破产。对这一点，朱元璋深有体会。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中国的政治传统为朱元璋进行乌托邦实验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因为规划设计全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自己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画图。在《献太平十策》中，他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二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八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及礼、乐、射、御（驾车）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几乎与《太阳城》一样浪漫动人。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吸取了解缙蓝图的精神，把这幅蓝图加以修改，在实际生活中加以推行。

在理想社会里，全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老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都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与今天春耕生产动员会类似的非同凡响的主意。“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他还规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皆论如律”。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发布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我一直怀疑，今天让人家头痛不已的“随礼风”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得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而拒绝那些做过坏事的人入会，则是为了让他们产生羞恶之心，以利改过。

朱元璋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这一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上没有下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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