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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的李经武流着泪发布了“派米法”的告示。说白了,就是挨家搜,动手抢!“复得粮数六百余石,则又仓斗千石矣”。
九月。
拆官仓。
为了防虫鼠兼防水淹,官仓的库粮都码放在离地二三尺的木板上。拆掉所有木板搜集落在地上嵌在砖缝里的零碎,又收罗到积年陈粒近百石。这是全城最后绝无仅有的续命之物了,李经武下令:全部供应北门守军,其他人等……各安天命罢。
十月。
“蛇、雀、鼠、虫、糠、核、草、木、败革……一切可填腹之物皆食净尽”,终于,出现了“人相食”——“先煨死尸,遂烹活人”,贵阳城沦为人间地狱。
至于张、黄二将,则早就开始吃人了。由于把持了城门防务,盘剥勒索出城逃难的百姓自是不在话下:每人缴纳一两黄金便许出离、没钱的抢了行李滚回城里等死、实在没东西可抢了,那就杀人食肉——“敕横兵杀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输人肉有差,以供都闲仆妾常膳!”命令部下士兵每天缴纳人肉若干作为任务——无论灾民还是原住民百姓,有些姿色的女眷大多被二将及各级军官们趁机强占,兵士们则包养娼户,交换的代价便是人肉!刘锡玄将黄云清称为“贪恶大将军”,并当面大骂:“黔人半死于贼,而全死于恶将耳!”
时人有诗:孤城苦守岁云徂,望断援师泪欲枯。烽火连天云黯惨,僵尸满地血模糊。
贵阳被围近一年,城内四十余万军民,至解围时,生还者仅两千人(一说两万人,后详)。当然有战死、饿死、病死的,不过,被守军吃掉的更多。到最后,变成官军直接入户抓人杀来吃。这帮官军不仅吃人,人肉还要卖钱:一斤人肉一两银,明码标价——相比之下,米则贵多了,一升米竟值银二十两!每到夜幕降临,烹煮人肉之火在城内四处燃起,贵阳城内无一处、无一夜不火光冲天。
等到终于解围,城里活人剩的确实不多了。结合各种史料记载,个人猜测,军民合计两千人之说似更为确切,两万人可能是逃离的人返回后的统计数字。
之所以做如此推断,理由有三。
1、当时有记载:“杀一马可供一日之食”。最后阶段几十匹驿马全部被杀而食之,一匹马连皮带骨五百斤左右,维持最低限度供给,极限大概也就是一千名守军。
2、贵阳学官和诸生也积极参与守城,以学道为监军登墙作战,另有五六百人值夜——据此估计,参与者至少千人。然自十一月十一到十二月初七,围城的最后一个月,所募儒生,此时幸存者不过数人,生存率仅千分之几、胥吏们哪怕日给米2合,也只有三人能勉强登城守卫。儒生(那个时代能供养读书人的家庭不会太差)和胥吏们尚且千不存几,百姓的生存率不可能比他们更高多少。
3、另有记载,贵阳原有居民十万户,男妇四十余万,王三善解围后仅余两百余人。《熹宗实录》记之曰:“睢阳未足比烈也”!残酷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字里行间——“睢阳”“烈”在哪里?张巡守睢阳,吃了三万多百姓!三万多人被吃掉都“未足比”的“烈”……您自己想吧。
尽管如此,二将的营里却还养着四五十匹马——都吃人了,为什么不杀马吃肉?
笑话!万一城破,二位将军靠什么逃命?!
贵阳都成了这样子,安邦彦为什么还不来攻?
眼看快一年了,新抚王尔善到底在哪里呢?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个例外,完全不合法。但急功近利又刻薄寡恩的崇祯因为信了袁画的“五年平辽”的大饼,起先并没有追究此事——在他的心里,只要能成此平辽大功,死几个武人算不得什么!此举彻底寒了辽东将士的心,最后毛文龙麾下的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全投了昔日的死敌皇太极,给这个王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
当然,等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失望至极的崇祯把袁崇焕下了狱,“谋款斩帅”最后也成了其死罪之一——这时候,朱由检又想起来这回事了!
*这三位(李经武的原型叫李橒、史永安、刘锡玄)在贵阳围城期间确实颁布了《收养子女示》,善莫大焉。没查到原文,最后那条是我编的——因为我觉得该有这么一条保障,要杜绝以领养的名义把孤儿杀了吃……最后,这三位的功绩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明史》:“孤城卒定,皆橒及永安、锡元(古代没有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元”、“玄”二音相近,应为口耳相传后的笔误,这种错误在史籍中很常见)功。熹宗用都御史邹元标言,进枟兵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三人之功“时议与朱燮元之守成都并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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