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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满朝皆笑,这官员再看仔细一些,确实是“冯京”,自己闹了个大笑话,登时红了脸。
其实这时候的书写习惯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并不容易看错,奈何这天唱名官实在起得太早——寅时没到就起身准备了,那时候连公鸡都没起身。
年岁又大,老眼昏花,一时间看错也是正常。
也因为这一段趣事,冯京的声名更大了。民间也适逢其会,编撰了一个故事,讽刺权臣张尧佐阻挠元绶新政,后来张尧佐真的就被贬到了黄州,看“明日黄花”去了,更是成为一时美谈。
冯京是个牛人,而且牛到了最高处,不论才学还是德行,都十分受人尊敬。
但鲜少人知道,冯京的家庭,并非耕读出身,而是商贾出身。
咦,不是说先前商贾不能为官吗?
这说起来就一匹布这么长了,长话短说的话,要归功于这个时代的“户口本”——户籍制度。如果户籍上,写明你是“行籍”的话,你才是商贾出身,要不你就是“良民”。
大顺朝关于商人的政策可以归纳为行会政策、牙人政策、行商政策等方面。要在城镇设立商铺,就必须加入到行会中。而商人一旦加入行会,就名列“行籍”,就像手工业的“匠籍”一样,商人一旦被纳入了“行籍”,不仅本人难以逃脱,还要累及子孙——这主要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行户承担官府的科配差役,但到了后来科配差役已经名存实亡,可“行籍”却是一直保留着,就好像被贴着标签一样。
实际上,在大顺也不是只有加入行会的“行人”才是商人。一般情况下,朝廷对于外来客商、进城买卖的农民以及城市中大量从事零星买卖的小商稗贩,是不用行会组织形式加以控制的,抽税也极为低廉,前为百税三,后为百税二。在后世,这种小商小贩常被称为“违法占道”,要被城管打死,但在大顺,朝廷却鼓励其摆摊谋生,并予以帮助,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
但这也是元绶年间的事了,新政以来,农税降低,但商税普遍提高了,普通商贾都是三十税一,关税则是十税一,要是出口糖一类的话,更是去到了五税一。
为啥?
要知道,西方诸国那边还在舔蜂蜜,大顺的精致白糖却只要一文钱一两。在南方,甘蔗的种植已经很普遍了。更发展到了深加工蔗糖的一步,海贸带着白糖去西方的话,几乎没落地就被人抢光了,而且价格是一两白糖一两黄金!
如此暴利的行业,抽税自然多了。
元绶时,入了“行籍”的商贾,严禁参加科举。幸亏冯京曾祖冯碧举家南迁粤西之宜山龙水,取得了农籍,后来祖父因去漠北郊游时看中江夏,落籍江夏宜州,才有后来宜州三元冯京。冯京也对宜州感情很深,进士宴会上,元绶帝问起冯京家乡情况。冯京自豪作答:“吾乡头戴平天冠(天门拜相山),脚踏万年河(龙江)左手攀龙角(龙角山),右手搬骆驼(骆驼山),前院九龙来戏水(九龙山),后院龙尾通天河(天河县),日间千人朝拜(千人到宜山庙上香),夜里万盏明灯(从破漏茅屋顶看见万颗星星)。”皇帝听得兴致勃勃,哈哈大笑曰:“好家乡!宜山真是地灵人杰的好地方啊!”
没看错,就是地灵人杰。为什么说地灵人杰呢?皆因这是一个风水术语,认为先祖骨骸能发庇佑子孙发迹,古时多土葬,所以地灵是因,人杰是果。
历朝历代以来,商贾都是被鄙视、被侮辱、被抢劫的对象。哪怕到了大顺,千余年来遗留的痼习依然限制商人获得高位,但冯京却不同,他由一个商人步步高升,靠的就是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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