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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觉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论给这个年代的书生们上课,自己讲得一本正经,他们听得也异常认真。这是徐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富国安民策》已经有体现,这些书生已经不陌生,把儒家体系用这样一种简明的办法表述出来,还有一种新鲜感。
世间的道理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便就变得复杂起来。从上天找道理,把一切归之于天命,结果到最后上天对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们只好转向人自己,从人的本性中去找一个理由。天理不可测,而人性总有迹可循,结果使整个体系变得愈发繁复。世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给你一个解释的道理,摆在那里发生了本来就是道理,只是去认识,去理清其中的规律就好了。
见众人不语,徐平又道:“讲过了仁、义,便就明了君子何义。仁是两个人,义是三个人,那么君子就是一个人。何为君子?从于仁,合于义,便就是君子。无仁、义,也就无君子。合于仁、义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于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却可以指引前进的方向。是以我们朝着仁、义的这条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间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迹论之,论迹不论心。”
张载眼睛一睁,面上满是茫然,实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护,小子一事不解。依都护所言,岂不是世上并无君子?然历代圣贤,又作何解?”
徐平道:“盖棺而论定,世间只有先君子,而无现世的君子。活着的人,只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没有是不是君子这一说。只有身故,后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为君子。古人讲盖棺而定谥,夫子论语中只论君子之行,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所谓君子,不过是观其行迹合不合于仁、义,人未死,则以身行仁、义之路不止,故曰至善于君子如北辰。”
听了这话,众人多是满面茫然,还有被吓怕了的人。君子、小人之争,正在朝中掀起波澜来,历史上还大大加剧了党争的严重程度,徐平却把君子、小人的定性一笔直接抹掉了。没有君子、小人之别,只有行为合不合君子之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这倒不是徐平故意用这个手段消弭已有苗头的党争,而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从文化系统中去除人的本性决定后天行为这一思想,自然就没有了天生的小人和君子。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当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便就提供了否定这个定义的反面。故正确的定义,必然是不明确的,是以孔子讲仁,只是表述什么样的行为是仁,而并不下仁的定义。定义了直立行走的动物是人,便就同时提供了猩猩、狗熊这样的反例。定义了会使用劳动工具的是人,同样就提供了猩猩、乌鸦这样的反例。不管是从这些方面,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只要定义了人的概念,就同时提供了反例。哪怕是定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就同时提供了上帝悖论。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认识是自己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定义概念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限制,必然是不完备的。
不只是社会概念如此,自然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牛顿力学大发展,人们欢呼即将揭开自然界的秘密,从此人类掌握了自然界的真理,接着就出现了相对论。当人们欣喜地以为相对论描述了客观的宇宙,又出现了量子力学。每当人类以为把宇宙放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从此一切尽在掌握,就会催生出新的理论来。无他,当把概念定义清楚,便就把宇宙的一部分排除出了概念之外,同时制造出了反例。
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可以摸索出规律来,不代表世上就有一条真理,你过去抓住了从此宇宙就全在其中。中国信天命,洋人信上帝,或者其他什么惟一的神,映射到自然科学中就表现出来去追求一条终极真理。科学讲精确性,而如果没有神存在,那么科学必然是不能用公式和真理来完整表达客观世界的。这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否认这一矛盾,就是人把自己代入上帝当中了,在不信上帝的同时自己要去当那一个上帝。
只要承认客观第一性,主观意识第二性,唯物主义,则这一对矛盾就存在。只要承认运动是宇宙的永恒,矛盾是斗争与发展的,永无尽头,则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也永无尽头。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是徐平前世中学就开始学习的唯物主义与辨证法。徐平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一基本认识,就只能改头换面,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文化体系当中去。
理出了这一套体系,加上前面的《富国安民策》,徐平便就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构建。以这一套意识形态,再进行细化,来进行政治结构的调整,施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便就是徐平在这个年代将要进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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