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7章：各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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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第三种模式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

卡西尔建立了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

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的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的“符号行动”理论。

伯克的立场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

卡西尔学派不太关注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可操作性，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在此后因后继无人而从符号学中消失。

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今日看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第四种模式的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

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

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

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上半期，是模式的奠定和解释阶段。

除了上述四个模式的奠基者，还出现一批最早的推进者：莫里斯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而巴赫金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

早期推进最突出的是索绪尔理论，由于得到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依等等）、符号语言学派（叶尔姆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等）的热情推进，索绪尔符号学在六十年代前率先成熟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二阶段……

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起飞。

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

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始在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方法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